莫高窟158窟壁畫修復現場。

輻照滅菌。

專家在莫高窟第365窟進行壁畫病害調查。

多場耦合實驗室。本版圖片由國家卓越工程師團隊提供

他們，扎根大漠，只爭朝夕，與時間“比速度”，只為搶救保護古代壁畫、石窟寺、土遺址等文化遺產；

他們，賡續接力，廣尋良策，與歲月“掰手腕”，甘愿用青絲華發換來文化瑰寶青春永駐；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

2024年1月19日，“國家工程師獎”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榮獲“國家卓越工程師團隊”稱號。

初心與堅守，惟愿文化瑰寶青春永駐

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2000多尊彩塑——莫高窟，這座坐落于河西走廊西部盡頭的文化圣殿，被譽為絲綢之路上最為耀眼的璀璨明珠。

黃沙積埋、崖體裂隙、棧道損毀、壁畫剝落、塑像傾倒……自16世紀中葉以來的幾百年間，莫高窟卻一直處于無人管理的境地，遭受了比較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破壞。

直到20世紀40年代初，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才徹底結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無人管理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后，莫高窟殘破不堪的面貌得到根本改變。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這一機構不斷發展壯大，先后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

護，是首要之務——

以常書鴻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樹立起“保護第一”的責任意識，拉開了敦煌文物保護的歷史大幕。

莫高窟開鑿建造歷經1000多年，精美壁畫緣何能保存至今？常書鴻等研究發現，“密碼”在于古代工匠在繪制時選用了能夠長久保存的天然礦物顏料。

然而，歷經歲月和風沙侵蝕，壁畫瀕臨大面積脫落、顏料層表面起翹、被水漬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蟲和其他微生物破壞等現象，他們心急如焚，想方設法做保護。

1957年，原文化部邀請捷克斯洛伐克有著30多年壁畫修復經驗的文物保護專家約瑟夫·格拉爾來到莫高窟考察和講學。

約瑟夫·格拉爾介紹了國外從事壁畫修復工作的方法和材料，用他帶來的黏合劑在莫高窟第474窟做了壁畫修復的現場試驗。然而，他并不愿意透露黏合劑成分等核心技術。

常書鴻他們并不氣餒，采取蒸、煮等高溫方法篩選材料，終于找到理想的修復材料，又結合醫用注射修復方法，最終形成我國第一代壁畫起甲的修復工藝和技術。

1987年，莫高窟因符合世界文化遺產全部六項標準，入選我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此后，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牽線搭橋，與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文物保護機構——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共同開展防治沙害、洞窟微環境等研究；同時，在全面評估洞窟壁畫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基礎上，使用大量分析設備，對壁畫顏料、制作工藝以及現存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文物保護理念及方法不斷創新。此后，段文杰、樊錦詩、孫儒僩、李最雄、李云鶴、王旭東、蘇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不忘初心，堅守大漠，代代接力，以科學研究為基礎、以人才培養為核心、以工程實踐為重點，創造出中國文物保護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敦煌經驗”和“中國方案”。

攻堅與突破，破解無數“卡脖子”問題

酥堿，有著壁畫“癌癥”之稱。這是敦煌石窟壁畫中最嚴重、對壁畫危害最大且最難治理的病害之一。

為了攻克“癌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歷時幾年研究，才找到酥堿病害產生的“元兇”——

原來，壁畫顏料層下面有一層繪制壁畫的泥層，叫地仗。地仗層中，有大量可溶鹽。空氣潮濕時，可溶鹽吸收濕氣，就會潮解；空氣干燥時，可溶鹽失去水分，又重新變成白色的結晶小顆粒。結晶、潮解、結晶、潮解……反復之間，就造成壁畫酥堿，使壁畫顏料層與地仗層失去粘連，起甲剝離，甚至整個地仗層全部脫落。

找到“元兇”，才是第一步。

“接下來，要把鹽分從泥層中脫離出來。可想而知，這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何況我們面對的是如此珍貴的壁畫。”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告訴記者，為此，又歷時7年，嘗試了80多種配方，終于找到“灌漿脫鹽”技術，把鹽從壁畫中脫離出來，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復，根治了壁畫“癌癥”，“85窟修復是中國壁畫保護的一個經典案例，在中國壁畫保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洵不虛言。

莫高窟第85窟的修復，不僅攻克壁畫“癌癥”，同時確立了一整套壁畫保護的科學程序，還促成了《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出臺。

而壁畫病害不止酥堿，還有起甲、皰疹、龜裂、鹽霜、空鼓等20余種。

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就是不服輸。對不同類型病害，一次次試驗，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試驗，克服重重困難，從分析“病癥”，到研究病害機理，再到研發保護材料和專用裝置，再到“對癥下藥”，研究一個，攻克一個，逐漸形成酥堿脫鹽、起甲回貼、空鼓灌漿等古代壁畫病害修復關鍵技術，還不斷創新，攻克一系列“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

首次建立了我國古代壁畫保護的科學方法和工作程序；研發了復雜空間、多元異構的壁畫數字化技術體系；

通過研究保存環境與微生物病害作用機制，研發滅菌材料和非接觸式智能滅菌系列裝置，形成了墓葬壁畫微生物防治和環境調控等核心技術；

通過利用原位無損探測技術，形成塑像結構的科學評估方法和骨架替換技術，構建了塑像保護技術體系；

……

說起來易，看起來或許還有些枯燥和難懂，可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每一次突破都有多么不易。

難，太難了，難到一生只能干一件事。

“雖然退休了，還是舍不得離開，還想為保護工作再盡點力。”樊再軒自1981年到敦煌，從保護修復“小白”，一路成長為壁畫和彩塑保護修復研究的專家，正如他的微信名字“面壁三十載”，他知道壁畫修復有多難，他知道成為領域專家有多難，所以他毫不猶豫選擇繼續，“我還要再培養一些年輕人。”

“我們這些人畢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讓那抹‘一眼千年’的驚世容顏再續千年。”有“壁畫醫生”之稱的蘇伯民如是說。

創新與發展，為文物保護穿上“全科”外衣

莫高窟，坐落在三危山和鳴沙山的懷抱中，四周布滿沙丘。要讓莫高窟延年益壽，就要給她一個安全的、生態的“家”。

草方格固沙、生物治沙、礫石壓沙、尼龍網擋沙……針對莫高窟風沙侵蝕危害，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與沙為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僅逐漸構建起以“固”為主，“阻、輸、導”結合的綜合防護體系，使窟前積沙減少85%，還首開先河，積極從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轉變。

時光荏苒，這樣的“先河”，這樣的創新，也越來越多。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就關注到并思考：游客進入洞窟后會不會對壁畫產生影響，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為此，敦煌研究院開展了莫高窟游客承載量研究，通過實時監測洞窟內的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等，最終確定莫高窟最大游客日承載量為3000人次。

2003年，65歲的樊錦詩又提出大膽設想，用球幕電影展示洞窟文物。這在全國乃至世界都屬首次，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反對聲也不絕于耳。

可樊錦詩“執拗”。用一座歷時12年建成的數字展示中心，實現“總量控制、線上預約、數字展示、實體洞窟”的旅游開放新模式，將莫高窟游客最大日承載量由之前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實現保護和開放的“魚和熊掌兼得”。

“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1650多年前，無數工匠一瓦一石，開鑿洞窟；無數畫工一筆一畫，勾描塑造，攜手為世界留下寶貴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與時俱進，綜合運用科學技術手段，合力為珍貴文化遺產織就“金鐘罩”——

早在20世紀60年代，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就在莫高窟窟頂建立氣象觀測站，為防沙治沙和壁畫保護提供依據；

運用眼科醫生的OCT圖形技術，進行壁畫分析；運用骨科診療的X射線透視，探查壁畫內部結構損傷情況；運用3D打印技術，提高修復工作的準確性；

天氣實況、實時游客量、文物現狀……通過莫高窟監測預警系統，莫高窟的大環境、微環境、崖體與洞窟本體，以及游客與文物安全等動態情況，盡在“眼前”；

“2022年，在莫高窟監測預警系統的基礎上，又啟動了甘肅省石窟寺監測預警系統。”敦煌研究院石窟監測中心主任王小偉告訴記者，截至目前，可實時監測莫高窟115個洞窟，同時接入榆林窟、西千佛洞、麥積山、炳靈寺和北石窟寺的實時數據，并納入氣象、地震、安防等預警系統，不僅為保護和開放提供數據支持，也構建起“信息綜合、科學研判、協同管理、主動預防”的石窟安全管理新模式，“文物保護，絕不能成為信息孤島。”

蛇、蜘蛛、蜥蜴……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生物實驗室內的架子上，一排排透明的瓶子里，整齊擺放著不少動物標本。原來，這些小動物全部采集自各個石窟，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武發思介紹道，動物進入洞窟做窩、排泄、抓撓，植物根系、枝條生長，都會對壁畫、塑像等產生影響，做好微生物研究，才能為文物保護“保駕護航”；

……

“文物保護遠不是‘文博’單一學科所能支持的，早已發展成為‘全科’覆蓋式保護。”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所所長于宗仁告訴記者，經過近80年矢志不渝、接續奮斗，從當初的保護隊伍只有四五人，到現在的兩三百人；從起初只有幾樣簡單的基本工具，到現在擁有各種現代化儀器。而變化的不止是人數和設備，更關鍵的是，逐步建設起一支涵蓋化學物理、地質土木、環境大氣、生物科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具有國際視野的一流文物保護研究和工程實踐團隊，并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文物保護團隊。

攀登與擔當，讓“中國方案”走向世界

冬季倉中，來自鎖陽城遺址的樣本上，一片“皚皚白雪”；風雨倉中，來自慶陽北石窟寺的樣本，正經歷著“風吹雨打”；夏季倉中，取自秦東陵遺址的樣本表面溝壑縱橫，顯得“歲月滄桑”……

2020年12月18日，敦煌研究院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多場耦合實驗室通過驗收投入運行。這是我國文化遺產領域首個多場耦合實驗室，也是我國文化遺產領域唯一的全氣候大型物理仿真模擬平臺，占地3000多平方米，具有時間可控、精度可調、可進行多場耦合模擬、足尺樣品模擬等優勢，三個倉體配合使用，可模擬從零下30℃到60℃的溫度，從10%到90%的相對濕度，以及一年四季中風、霜、雨、雪、日照等各種氣候條件下的遺址變化情況。

“在多場耦合實驗室中，時間可以被‘加速’。”敦煌研究院研究員裴強強告訴記者，像干旱環境，模擬一個年周期僅需四五十天時間，“這項重大發明，大大縮短了研究時間，為文物保護爭得寶貴的時間。”

第一次系統科學研究支撐下的整窟壁畫保護修復、第一個基于風險理論的世界文化遺產地監測預警體系、第一輛考古發掘現場移動實驗車……這樣的唯一、這樣的第一，還有很多。

“文物保護，沒有不好的材料，只有不好的試驗環境和方法。文物保護，也沒有限定的區域，只有更多的適用遺址和范圍。”敦煌研究院副院長郭青林說，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不斷攀登，從早期保護、崖體保護、預防保護、數字化保護到綜合性管理保護，從壁畫、彩塑保護，一路延伸到土遺址、石窟寺等各類文化遺產保護，從立足敦煌，到輻射甘肅，再到面向全國，放眼世界——

莫高窟、麥積山石窟、榆林窟、云岡石窟、布達拉宮、永樂宮……在壁畫塑像方面形成的一系列壁畫保護技術體系，成功應用于全國各地的世界文化遺產，先后形成國家和行業技術標準10項、專利53件，獲全國十佳文物保護工程等省部級獎勵11項（占壁畫入選總數的2/3），搶救了13省區153處文化遺產，為古代壁畫和彩塑保護提供了“中國方案”，引領了國內外壁畫、彩塑保護研究和工程實踐的方向。

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遺址、嘉峪關長城、鎖陽城遺址……突破崖體失穩、滲水、坍塌、風化、開裂等防治技術瓶頸，建立了基于傳統材料與工藝的綜合保護技術體系，廣泛應用于國內石窟寺與土遺址，先后形成國家和行業技術標準6項、專利68件，獲國家科技進步獎1項、省部級和行業獎勵10項，搶救了12省區144處遺址，開創了我國土遺址和石窟寺保護工程模式。

良渚、石峁、大河口西周墓地……針對考古發掘現場出土文物快速劣化、消失的世界難題，研發了我國首座考古發掘現場移動實驗室，構建了出土現場保護技術體系，有效支撐了國內21處遺址的搶救性保護，實驗平臺及其工作模式推廣至10余省100余項考古工程。成果形成國家和行業技術標準3項、專利23件，獲國家科技進步獎1項、省部級科技獎3項，創建了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新模式，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此外，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還積極與印度、柬埔寨、尼泊爾、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對接或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為保護技術輻射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奠定了堅實基礎。

……

時間不語，串串足跡見證初心與堅守；歲月無聲，累累碩果書寫使命與擔當。

“文物保護，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只有更好，沒有最好。”蘇伯民說，為了守護千年文脈的根與魂，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將“永遠在路上”。（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施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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